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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角下滇西“本人”研究

2021-06-16 12:10:09

  摘要:曾经盛极一时的辽帝国最终随着金朝的兴起壮大而瓦解冰消,契丹文化在中原地区也几乎不复存在,而蒙元后迁居云南滇西地区的契丹后裔“本人”则在滇西茂密的山林间坚守着契丹文化的同时,与当地其他民族交流融合,孕育出许多璀璨的非物质文化财富。本文结合契丹文化的历史文化背景,论述并尝试探究契丹后裔“本人”族群的社会风俗礼仪,分析“本人”风俗习惯现状,探寻古老的契丹文化在滇西高原上能够生根发芽、重获新生的原因。

  关键词:滇西;本人;契丹;社会风俗;民族融合

  中国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辽帝国(9071125年)纵横草原、大漠与传统汉地,积极汉化,发扬佛教儒法,对中国北方的经济、文化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辽亡后,除去跟随耶律大石西征的契丹部族,其余留守辽国故地的契丹人便开始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金一朝,身为统治民族的女真人对契丹人及契丹文化施行排斥及同化措施,中原大地的契丹人便开始逐步融于女真和汉人,元朝以后许多契丹人亦融于蒙古。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的不断探索,位于云南西部滇西地区施甸、昌宁、龙陵、保山一带的自称契丹族后裔的“本人”族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视线,并经过陈述[1]、傅乐焕[2]、郝露萍[3]等辽史专家及孟志东[4]等人类学家的考证,初步判断“本人”具有辽朝契丹人的血统。当今“本人”群体的名族识别多归为中国的佤、布朗、德昂等孟高棉语族和汉族,佤[5]、布朗[6]均被称作和自称为“本人”、德昂则有分支“汝本”[7]。契丹民族有着丰富而悠久的社会风俗礼仪,而作为契丹后裔的滇西地区“本人”在继承古代契丹社会文化的同时,也融合了云南本土的部分孟高棉语族的土生文化,形成了许多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本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婚丧习俗

  今天存在于滇西地区的契丹后裔“本人”几乎已不再具有捺钵习惯,仅保留季节性、时令性的小范围渔猎活动,但辽王朝灭亡后捺钵文化并没有随着这个逝去的王朝一样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是在云南滇西、滇南一带较好的保存了下来。褪去统治民族外衣的契丹后裔们,与本地的少数民族、汉族积极融合交流,“本人”地方贵族们与民同乐,形成具有元明时代特色的“本人”捺钵文化。

  (一)婚姻习俗

  辽朝灭亡后,契丹人丧失了统治民族的政治地位,便开始逐渐同女真[8]、汉、蒙古[9]等民族进行通婚,具有族内通婚、外族通婚两大特点。元明后,云南滇西地区的“本人”除和上述中原地区主要民族通婚外,还同滇西当地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孟高棉语族通婚,故“本人”的婚礼习俗具有浓厚的孟高棉语族特色。

  “本人”的婚姻礼俗拥有异性通婚、等级内婚、转房制以及入赘招赘较少的特征,同时伴随着一夫一妻及大家庭的特点。滇西地区的“本人”奉行古老的指定式婚姻,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人”男性通过两个与男女双方家庭均熟悉的“月老”向女性提亲,再请当地农村的算命先生看生辰八字,认准八字和婚姻祭日后,才能正式进行婚配。

  “本人”婚姻中的彩礼亦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一样,数额由双方协定,量力而为,多包括银元、布帛以及银器和嫁衣,女方的嫁妆则多为一些农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体现了滇西“本人”的男女平等之风及重农的传统。

  居住于山区和平坝区域的“本人”在婚礼上亦较为趋同,注重迎娶时的礼仪和流程。山区“本人”新郎由伴郎陪伴前往女方家抬嫁妆,新娘则由伴娘护送坐花轿入洞房,父母、亲友欢聚一堂,新郎行礼拜见新娘父母,入洞房后新郎新娘的山歌对唱环节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平坝区的“本人”在婚礼前需由双方“月老”向新娘送“通柬”,通知婚礼的具体时间和细节。新郎在婚礼当日需携多位伴郎备好花轿迎娶女方,也必须拜见新娘父母及家族中的长者方可请新娘上轿。迎亲队出行需要鸣响铁炮,夫妻向父母和长者们行礼并接受老人们赠予的礼品。滇西“本人”的婚姻习俗虽然相对于传统汉地较为简洁,重平等轻仪式,但总的来说还是受到封建纲常礼教的约束,父母及媒人在“本人”婚姻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本人”作为契丹人的后裔,延续了辽朝耶律氏和萧氏“异姓通婚”,基本杜绝了近亲结婚的隐患,避免了类似晚清皇室近亲结婚带来的人口萎缩现象[10],保留了较大规模的契丹遗脉。

  (二)丧葬习俗

  辽朝时契丹人贵为统治民族,其葬礼规模多庞大而隆重,内蒙古、辽宁等省区有辽太祖陵、怀陵等多座帝陵。辽亡后进入滇西地区的契丹后裔“本人”则很难将辽代贵族的葬礼及墓葬保留到西南山区的土地上,因此“本人”的葬礼及丧葬文化更多是一种同时受到汉族和当地原始少数民族影响的较为简朴的葬仪模式。“本人”沿袭了部分自辽以来的契丹民族传统葬礼遗存,又受到其他居住于滇西地区的孟高棉语族和汉族的棺木土葬文化影响,故拥有树葬、火葬、陶罐葬、土葬等多种埋葬方式。树葬,又称“风葬”,流行于滇西保山地区昌宁县一带的“本人”及中缅边境的其他少数民族中。其主要安葬群体为早殇婴儿和夭折儿童,不使用棺木,悬于大树树枝上,自然风干,这与辽及辽之前的古契丹人的丧葬模式类似,不同的是辽代契丹人“子孙死,父母旦夕哭”[11],更重视夭折的婴幼儿的死亡。

  火葬在辽朝时是契丹平民及佛教僧人多采用的丧葬方式,滇西“本人”亦为采用。其常见形式是将尸体先火化再把烧尽的骨灰装于罐内埋入墓地。同很多“本人”被识别归入的孟高棉语族德昂族一样,难产及其他非正常死亡的人将实行单独火葬,不举行葬礼仪式[12]

  “本人”的陶罐葬是辽代上京、中京一带契丹平民丧葬习俗的延续,形式及墓葬结构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双井沟辽墓相似[13]。“本人”陶罐葬的代表是保山施甸县的大红墓山,墓中埋葬有葫芦状的乳灰色陶罐,与川滇交界出土的比较矮小的半陶半瓷制元军蒙古族火葬陶罐较有不同[14]。“本人”土葬继承自辽代契丹贵族的悠久土葬文化,与之不同的是辉煌磅礴的帝陵被家族公共墓地所取代。土葬是滇西地区最为常见的丧葬形式,也是其他孟高棉语族的主要安葬方法,例如德昂族拥有“纳温”即村寨的公共墓地,正常死亡者均施以一系列正式丧仪方可入葬[15]。在元朝时期因连年征战,“本人”居无定所,故陶罐葬为主流。蒙元后,“本人”贵族多为云南土官,生活稳定,便开始直接将遗体装入棺木埋葬或将火化后的骨灰装入棺木中埋葬,非正常死亡者则一律采取第一种土葬方法。“本人”的公共墓地多为死者立碑立传,成为现今研究“本人”契丹文化的重要资料。

  二、文化艺术

  辽朝时,契丹人创造了契丹大字、小字,开始迅速步入封建化和汉化的进程,很多契丹皇室成员汉文化造诣也很深,其中最突出的是东丹王耶律倍,《辽史》载:“(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16]。蒙元以后,迁居滇西的契丹后裔“本人”在西南地区的土地上传承着具有西南民族特色的契丹文化,他们操着特殊的存古语言,保留着契丹小字,书写着源远流长的契丹文学,拥有特色鲜明的音乐、体育文化以及精美的手工工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财富仍能在今天的“本人”社会中体现,源远流长又特色鲜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滇西本地民族的互相融合交流,给“本人”族群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了新鲜活力。

  (一)语言文字

  契丹语本属阿尔泰语系,元朝以后,滇西地区契丹后裔“本人”与当地各民族融合,很多“本人”的语言已经转变成当地汉语和孟高棉语族语言,仅少数词汇中保留阿尔泰语单词。部分学者考证,“本人”语言基本隶属于孟高棉语(系),“与佤、布朗、德昂等语族有亲属关系,从词汇上看‘本人’语言或称本语,与佤、布朗、德昂语都有差别,但在上述几个语言中更接近于布朗语”[17]。“本人”语言中和汉语读音相似的有“tsao”(汉音早)、“su”(汉音输);具有滇西孟高棉语族特点的读音有“tsouxo”(汉音抽屉);居住于滇西平坝区的“本人”把“妈妈”发音成“amou”,与古契丹人称呼的“耨翰麽”相类似。契丹小字由辽太祖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创制。辽亡后契丹小字开始逐渐无人使用,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死文字”。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杨毓骧先生和云南契丹后裔考察组在施甸大楼子村契丹后裔墓志铭中“获得大量宝贵资料,并在考察中又连续发现17个契丹小字,还有几个类似的契丹小字”[18]。这些契丹小字并没有大规模地出现,只是明清古墓墓碑上的极个别字符,多用于解释逝者的身份,再加上金朝曾对契丹文明令禁止,所以这些仅有的契丹小字是辽代契丹文化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延续,成为滇西“本人”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民间文学

  辽代建国后,契丹人开始逐渐汉化,中原文风也逐渐传入契丹,契丹官民皆有能作文赋诗之人。辽亡后,契丹文人在金朝时被打压,甚至文学造诣很深的契丹文士耶律屡直至中年还仅是从六品小官,引发元好问感叹:“公于是时汨没文字间者余二十年”[19],可见金代契丹文人的不得志。蒙元以后,中央政府不再对契丹人的思想进行打压,涌现出以耶律楚材为首的一批杰出的契丹文人。迁入滇西地区的“本人”亦在接收中原及西南汉文化的同时,传承祖先优秀的契丹文化,培育出许多属于“本人”族群的民间文学。蒙元时契丹后裔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杰,留有诗集《平云南试卷》,用带有独特的草原风格诗风记载了这位优秀的“本人”领袖平定云南的事迹,其在大理洱海边的题诗《题西洱海》行文大气磅礴,开启“本人”民间文学繁荣之风尚。清末保山施甸县姚关的“本人”秀才蒋世芳留有文集《登龙居士集稿》存世至今,被《永昌府文征》收入,读之潇洒凛然。近些年,施甸杂志《施甸文化》刊载了许多施甸“本人”的诗歌、神话等民间文学作品,记载了“本人”几百年来形成的珍贵的民间文学。

  (三)民间音乐

  能歌善舞的契丹人喜爱音乐,文献记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饶歌,横吹乐”[20],胡乐与汉乐相互融合,奠定了契丹民族音乐的基础。辽亡后,迁徙至滇西地区的“本人”继承着契丹音乐特色,传世有“辽土”音乐,又受到当地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表现为一种具有多民族特点的融合型音乐,可划分为声乐、器乐两大类。滇西“本人”的民间声乐主要包括有洞经、民歌、山歌等多种形式,很多都体现了“本人”在落籍云南后的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特点。其中洞经最具特色,前文已述其在契丹丧葬活动中起到的重要地位,“本人”洞经亦是滇西地区信奉中原传统宗教的“本人”民间祭祀活动,代表作有《大洞仙经》,为在祭祀活动“洞经会”上吟诵的经文。“本人”传统民歌常见的代表作《妹妹坐在青石上》,具有浓郁的云南地区民族山歌的特点,保山昌宁县《盘古歌》阐述了“本人”男女关系,它们是研究“本人”宗族及社会形态的重要材料。“本人”山歌多为男女对唱,表现男女劳动者的勤劳,代表种类有古木山歌、盘花山歌等十多种,有着云南山歌的鲜明特色。

  物产丰饶的云南山区,造就了“本人”丰富的器乐种类和精巧的演奏形式。“本人”器乐主要包括:以《打草歌》为代表的具有古契丹音乐遗存的打击乐“打歌”,在施甸、昌宁一带流行的具有较强群众参与性的以《村村寨寨闹花灯》为代表的管弦乐“唱灯”,以及使用二胡、葫芦琴等乐器的以扬琴为代表的弹拨乐。“本人”的弹拨乐特色鲜明,结合了云南高原树林茂密的地理环境背景,创造出一种在族群女性中流传的吹口弦演奏技术,经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杨毓骧先生考察,“本人”进行演奏时只需要选择一片合适的叶片就可以吹弹出悦耳高亢的各种曲调[21]

  (四)体育文化

  契丹人是马背上的民族,游牧于松漠之间,很多古契丹人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高强的体育运动能力一直没有退化。契丹的体育除了保持原始的游牧民族体育文化以外,还借鉴中原汉地的体育文化,与中原的体育文化密不可分[22]。元朝以来,“本人”士兵为了随蒙古大军征服云南,不断通过体育运动达到强身健体、训练身体素质和提高作战能力的目的。“本人”继承了骑射、马术和格斗武术等契丹传统体育项目,并结合滇西地区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衍生出一些新的体育项目和活动。各式体育运动的发展和传承,保留了契丹民族的尚武基因,提高了“本人”民众的身体质量,对于民族的延续和健康发展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元朝以来,“本人”出于地方防御及护卫宗族的原因,重视带有一定军事目的体育项目的训练,各村落设有习武堂,积极开展赛马、抢羊、耍链甲等体育运动。这些继承自古契丹的体育活动,鼓励各青年积极主动地投入体育运动中,着重于培养族群青年人的尚武精神。热爱生活和运动的“本人”在闲暇时进行的体育活动,包括各种民族舞蹈和踢老虎蛋、跳方桌等,生动有趣,增强了“本人”民众之间的情感,又起到强身健体、娱乐身心的作用。

  (五)手工工艺

  辽代封建王朝历时二百年,契丹民族在刺绣、雕刻等领域较之突厥、柔然等游牧民族有着更高的艺术成就,例如在雕刻领域,辽中京释迦佛舍利塔的佛像雕刻技术颇为高超:“它们(佛像)的肩部更为宽阔……衣服纹理的变化相比唐代技法更为细腻,突出了衣服的垂坠状态,具有强烈的真实感”[23]。滇西地区“本人”延续了契丹民族擅长手工工艺的传统,掌握镂刻、雕塑、剪纸、刺绣等多个工艺美术技术。

  1.镂刻

  “本人”的镂刻主要分为木镂和石镂两种,无论在山区还是平坝区皆有存在。木镂常见于“本人”祠堂和庙宇的窗棂、屋檐和祖宗牌位等处,代表为施甸县摩苍寺和木瓜榔村蒋氏武略祠的“格子门”。“格子门”即窗棂和窗门,大多于文革中被毁,仅木瓜榔村武略祠的镂刻窗门图案保留了下来,其中图案是“本人”对契丹先祖生活形象的镂刻,有契丹人在游猎牧马的画面,也有契丹人从事生产劳动的画面和二十四孝的故事,这些契丹人的形象与史籍里记载的契丹人样貌打扮较为吻合。

  除用于镇住火神的施甸县河元乡的石雕雄狮外,石雕常见于石墓和石柱墩上。在施甸县大楼子村的“本人”始祖阿苏鲁墓及昌宁县卡斯镇寨阿公墓上,雕刻有二十四孝的故事、岁寒三友松竹梅及花草鱼虫等,形象生动,精美绝伦。

  2.雕塑

  “本人”的民间雕塑主要分为木雕和泥塑两大类。“本人”使用优良木材雕刻佛像,佛像的头等关键部位均由纯木雕刻,其他部位使用铁质材料雕刻,佛像动如真人,代表作为施甸长官司坐于佛龛里的城隍夫妇雕像,栩栩如生、做工精美。泥塑常见于滇西“本人”聚集地区的庙宇和宗祠,多为玉皇大帝、孔子、关公等神灵,供族人祭拜。大部分神灵泥塑毁于文革中,目前仅存有一些用于丧葬文化中祭拜的小型动物泥塑。

  3.剪纸和刺绣

  在辽、金、元三朝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在滇西地区,代表游牧文化的南下迁居的契丹后裔“本人”和代表农耕文化的当地土著民族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与对话,使“本人”的剪纸刺绣工艺愈发特色鲜明。

  “本人”剪纸可分为佛堂图案和民间图案两个大类。佛堂图案包括了各种祭祀所用的如纸人、纸马等,民间图案包括使用于新房、窗花、衣物上的剪纸图案,形式花样有花鸟、水果及各种几何图形。契丹“刺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五代十国时中原战乱纷飞,契丹凭借一些为了躲避中原战乱而北迁汉人带来的桑麻种植技术,以及迭剌部地近中原的地理优势,在早期就拥有了纺织技术和桑麻制品,史载“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24]。“本人”妇女刺绣采用剪纸作为样本,使用五色丝线绣在衣襟、鞋子等丝织品上。代表作为精美绝伦的保山施甸县由旺土主庙清代契丹织绣。

  本文由《赤峰学院学报》整理。

非遗视角下滇西“本人”研究

期刊名称:赤峰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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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赤峰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内蒙古赤峰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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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1673-260X
国内刊号:15-1343/N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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